时工、派遣社员、飞特族等名义下的非正式雇员。有统计说,日本企业2003年雇佣的正式员工为3500万,非正式员工则为1500万,等于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非正式员工。2005年正式员工更减至3333万,非正式员工增至1591万。当新一代的日本青年丧失了战后日本人的创业精神,是日本社会成为像日本三浦展说的日本已经是《下流社会》,早在30年前就已出现“中产阶级崩溃论”,只是经济高速增长迷醉了全日本,直到它像泡沫般破裂,形成15年的“平成萧条”,大家黄粱梦醒时,才发现日本已经成了“下流社会”。
这样的社会成员只是沦为企业的工具,不可能有任何自我创新的意识,更加可怕的是丧失了成功的自信。没有一流的雇员,没有优秀的技术工人,没有活力的青年,任何企业都无法在人才的竞争中胜出。而反观,苹果、三星等企业将人才视为企业的根本,尊重创新、尊重自我,用人理念的高下立判。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培养了大批的创业型人才,虽然从模仿开始,产生了“山寨手机”等模式,但在这发展的必经之路上,磨练了队伍,站稳了市场,正向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上前行。未来的竞争必将是人才的竞争。索尼的失败本质是人才的失败。
从1995年左右开始,索尼公司逐渐实行绩效主义,成立了专门机构,制定非常详细的评价标准,并根据对每个人的评价确定报酬。但是,因实行绩效主义,职工逐渐失去工作热情。公司为统计业绩,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,而在真正的工作上却敷衍了事,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倾向。由于未能摆托企业领导人代际传承过程中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的权利闹剧,索尼的诸多经营战略、组织架构调整及人事安排,遂沦为了权利争斗的道具。
畸形的权利争斗催生出畸形的管理模式。在不断的企业结构调整、机构名称变更之外,索尼又引入了“EVA”业绩评价标准,为了在财务报表上打出漂亮数字,满足业绩考核评价指标,各事业部门绞尽脑汁,纷纷停止了投入周期长、见效慢的产品研发,争相卖掉不能快速创造利润的资产,甚至包括关键性技术资产。至此,“技术的索尼”流变成了“逐利的索尼”,技术与生产竞争力由此全线下降。并不是绩效主义害死了索尼,反观同样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绩效主义的三星,因为其适应亚洲企业威权管理的模式,适应韩国特有的举国体制,迅速赶超日系、电子企业,而华为、海尔等中国企业作为小学生一般邯郸学步,也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。因此,绩效主义无所谓好坏,只有是否能够适应企业自身的特点,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,才能在竞争中胜出。
笔者认为,索尼的管理之败,败于保守僵化,败于骄傲自大,没有最好的管理模式,只有更好的管理模式,没有最佳的管理模式,只有最适合的管理模式。索尼不能调整自身的管理,也正是日系企业的通病。 曾经的辉煌成为今日发展的绊脚石,曾经的老师是否可以放下身段从头学起,将是索尼管理变革无法逾越的难题。
总之,索尼的生死时速,索尼的“病因”,本质上是创新“已死”。当整个国家以模仿和微创性为立国之根本,终将无法逃脱东施效颦的命运。当国民丧失斗志,企业雇员老无所依,青年滑向下流社会,索尼人才上的创新短板也不可避免。当索尼躺在曾经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时,其管理的缺陷也将向黑洞般无线放大。 索尼成于创新,败于创新,任索尼们如何逃避,创新的缺欠都将导致“巨人们”走向毁灭。索尼的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,每一个企业,每一个国家都敲响了警钟。当下的时代是一个永不停息创新的时代,无论是个人、企业还是国家,都应与时俱进。唯有创新才能发展,唯有创新才能常青。创新吧,“巨人们”!奋进吧,“巨人们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