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找他。早期创新院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,他跟每个人交流都不少,互相之间都很了解。他明白大家在什么地方兴奋,什么地方烦恼,哪些地方需要改进,也在努力推动各种事情进展,推动各种合作开展。我跟他谈过技术,谈过项目,也聊过一些私人事情,每一次都非常愉快。无论什么样的事情,我没见过他抱怨,就算再不可能的事情,他也是努力去做的。后来创新院人越来越多的时候,短期从2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,又分布在北京上海两地的时候,老郭就算是有个分身也不可能忙得过来了。老郭也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,大部分加入的人是他亲自谈来的,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被他的善良和真诚打动而加入的创新院。最后创新院裁员的时候,老郭也是最伤心的人。他后来我说过,“大部分人都是我一个一个亲自请来的,最后我又不得不一个一个亲自送走了他们。“
可以说,创新院用了最短的时间,聚集了业内水平最高的人才。这是盛大管理模式集中的优势,后来也成了劣势。
我相信对于制度和人,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,一些离职员工会有各种意见。但于我个人,没什么意见。这不是事后打圆场,绝对真实感受。创新院乃至盛大后来出现的问题,并不在创新院本身,更不在老郭或者大年。甚至说问题在于盛大集团,或者问题在于陈天桥,我觉得都算不上公平。下面我来说我的看法。
创新的困境
冯大辉说过一句话,大意是“所有机构内部的创新机构都会失败“。现在我很同意这个看法,甚至愿意更扩展一步,改成,“所有负担了战略目的的创新都会失败,无论是机构内部还是外部“。回到创新院这个话题,让我一句话来归结失败的原因的话,我会说“远见带来的焦虑”。
无论陈天桥还是陈大年,都是业界难得的具有极强远见的领袖。刘韧曾经在2005年左右放出过采访陈天桥的录音,录音里面,陈天桥说道,“盛大的对手,来自现在还看不到的地方。“ 当时盛大如日中天,陈天桥刚刚成为中国首富,腾讯刚刚上市半年,用户刚过一亿,远远算不上巨头。陈天桥就已经在思考未来了。可惜后面几年,腾讯、网易逐步超过盛大这个曾经的第一名,分别成了网游行业的第一和第二,盛大被挤到第三。陈天桥的担忧最终成真了。
盛大在社交产品上几近于无,也没有流量入口,这是巨大的欠缺,早年通过控制网吧渠道获得的入口正在逐渐被时代瓦解。盛大从2005年就开始考虑遥远的布局问题,希望能抢占一个入口,无论是当年希望把网游用户转换为社交用户的聊天工具“圈圈“,还是希望占领客厅的盛大盒子,基于版权的盛大迪斯尼梦想,都是为了对抗这种趋势的尝试,这些尝试都没错,圈圈如果命好一点,就没有YY的事了。成立创新院,在我看来也是这种做法的延伸,我们当时选择团队加入,也有这种考虑,即在流量入口暂时落后的一方,会有更强的动力去支持尝试创新。盛大对这个趋势比谁都清楚,集团所有的努力都围绕于此,这种远见带来的焦虑影响了所有项目,创新院是这种困境的产物,最终也受到了这种困境的影响。
2010年下半年移动领域开始快速增长,端游页游市场份额开始下降,创新院做为最大的人才聚集地自然逃不过。2011年初,盛大创新院变得不再是自主项目导向,而是开始靠拢集团业务方向。具体表现就是开始成立云计算、语音、搜索、多媒体四个分院,过去的扁平项目化管理多了新的一层。原来的项目被重新分布到各分院。从创新院创立之时,它到底是创新机构还是研发机构的争论就一直存在,虽然之前也一直负担一部分研发功能,但创新还是它的主要属性。或者换个角度看,创新还是研发取决于项目组而不是集团,如果一个项目组成立的目标是研发,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考核指标定位研发,如果一个项目组成立的目标是创新,他们也可以自由设置产品方面的考核指标。
大年曾经说允许每一个项目坚持到最后。所谓坚持到最后,就是一个项目组的人都流失到其他项目了,只有项目经理一个人在坚持,也会支持他继续做下去,这是很开放的策略,但2011年的时候,就很难这样做了。到2011年,分院划分完成后,除了少数不属于这四个板块的项目还自由存在,其他项目都被重新归类进分院,人员也开始重组。负担来自集团和其他公司的工作也越来越多,从这个时候,在我看来创新院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研发机构。
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盛大投资部。创新院当时也负责一部分帮助投资部确定项目,做尽职调查的责任,我也参与了不少投资项目,对比盛大投资部的变化,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,投资部从找项目投资,变成了按照集团目标进行投资。
今天我们能看到比较成功的项目,WiFi万能钥匙和麦库,都是产生于创新院,且没法被归类进任何一个分院的,最终这些在集团的整体路线之外的项目活下来了,集团计划之中的大项目盛大云竞争不过从头开始的云计算创业公司,搜索项目根本没能完成。
如果说机构内部创新和独立创业公司的区别,我觉得还是资源和权限问题。如果能确定给予一个内部机构确定的权限和资源,由他们战斗到花完最后一分钱,结果可能不会是今天这样。但如果能做到这样,又和一个独立创业公司没区别了,人们又何必选择前者?而在集团内部的创新,资本上也受到了较大制约,外部资本很难进入,也很难有兴趣,内部资本投入必须听命于集团,碰上大战略的调整,独立性就变得很差。
很像一个经典问题,即创业者应该拿机构投资的钱还是战略投资的钱–一般后者在估值上会好很多。但正确答案是应该拿机构的钱,因为机构目标只是为了赚钱,他们用多投项目来分散风险,他们可以容忍你烧到最后一分钱彻底失败。战略投资者是基于自己资源寻找的项目,不用等你烧完钱,他们早早就会开始重组公司,整合资源。创业本来就是试错,转机往往出现在最后,战略投资者通常等不到那一天。
我经常假设这么一种情况,如果移动浪潮来的不那么快,盛大游戏收入下降不那么快,公司没有那么着急的战略目标,不去成立分院,不去重组,让大家继续自己的项目,像之前说过那样,让每个项目烧到最后一分钱、最后一个人。3年过来,会不会出现一批过亿用户的项目?也许能,也许不能。历史虽然没法假设,但做为一个例证,可以看离开盛大创新院的创业者们,几乎都做的不错。当时离开创新院的人如果选择创业,在2011年都非常容易拿到VC投资,我离开创新院之后也拿到了经纬一笔美元投资,当然种种原因,这也成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失败的一个项目–这个将来有机会再写。那些离开创新院又没去创业的人,通常会加入其他公司,在那些公司,他们也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。当时一起去看项目的投资部同事,现在分布在各个基金做投资,也都有很好的成绩。人才和战略上我都认为2010年的创新院没什么错误。问题是后来整个局势改变了。
负担创新和研发的是两种人,虽然创新也要做研发,他们也有做研发的能力,但这些人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项目做研发。你没办法通过制度的改变就把两种人互换。我自认为是做创新的人,所以我失败了总会总结教训再来。就算到了加拿大,环境陌生了很多,我们仍然会研究市场,找到可行的位置,重新开始一次创业。机构内部创新机构往往忽略了人的这种差异,只以职业技能本身来衡量他们。从公司大的战略角度看,所有的人都是资源,把一些人从这样的位置换到另外一个位置,没什么错。但对于每一个个体,市场上还有更适合的位置,又何必等着被搬来搬去呢?如果整个的目标不变,各种小的障碍反而不是问题,工资低一些,环境差一些,这都不是问题。但大目标变了,人也就散了。
我知道很多同事后来有过不少抱怨,我现在不在中国互联网圈子内,和谁也没利益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