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自：创业家

毫无疑问，刘芹是近两年来最为耀眼的投资人。

自 2012 年至今，Morningside(晨兴)合伙人刘芹主投的YY 、迅雷、UC 等公司先后上市或被巨资收购。他4年前 A 轮进入的小米，现在传闻估值已由最初的2 亿美元升至 400 亿美元。

在晨兴15年，刘芹投出的UC、YY、小米均与雷军直接相关。他只是一个认识了雷军的幸运儿吗？
刘芹不讳言这个已被人观察到的事实：他的成功与雷军有直接关系。“与雷军相识，是我投资生涯成长过程中的幸运机遇，他是我的良师益友。与他的深度交流，打开了我的眼界。”刘芹对《创业家》说。

“雷军对于刘芹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，”UC优视董事长俞永福说，“因为基本上雷军投资成功的几个案子都跟刘芹分享了。”

在 2014 年晨兴 CEO 峰会上，雷军又提到了他的“台风口”理论。从表面上看，对于刘芹，雷军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了“台风”。

刘芹成为明星投资人，仅仅是跟着雷军投资这么简单吗

“但是不能抹杀刘芹的能力，”俞永福接着说，“这些项目里面他有些就没投，比如VANCL。

没有投凡客，成为反对“刘芹不过是靠雷 军”论的主要理由，但刘芹自己并不在意这个还算有力量的论据。他说，“我们整体上对电商没有激进地押注，也许我们当时的保守就是错的。我们确实没有投凡客，但是我们也同样错过了京东。”

他曾坦率回应相关疑问：“雷军的项目那么多，我们合作的也就 8、9 个。雷军也不是只找我们，我们有自己的判断。只是我们接的雷军项目中，明星项目的比例高而已。”

“明星项目比例高”的意味不言而喻。

Morningside 本来是香港陈启宗、陈乐宗兄弟的家族基金，2007年在刘芹等人的提议下成为了开放式基金。刘芹在这个基金里做了15 年，从一个“拎包的”成为了合伙人。尽管他用了“熬”这个字，但这并非一个励志故事。他的极强的求知欲和思考能力是关键。

刘的一位晨兴前同事对《创业家》表示，晨兴早期的薪酬比较低，刘能忍耐这么多年，值得佩服。刘对《创业家》说，他从来不认为VC 这个行业是靠高工资来作为回报的。在所投项目没有结果的那些年里，他对自己是不是适合做投资人有过怀疑，但从未放弃这个行业一定会给有能力的人回报的信念。

和雷军一样，刘喜欢谈大势，谈“顺势而为”。无论这是事后的总结还是他先知先觉，事实是，在 PC 互联网初期他选择了迅雷，在PC 互联网后期他选择了UC、YY，在移动互联网早期他选择了小米。刘不否认运气，但如果完全归于运气，也缺乏说服力。

除了对互联网行业的深入理解，被众多所投项目创始人一致称道的，是刘芹跟他们是朋友。他们见惯了高高在上的投资者，因此对“发自内心地尊重创业者”的刘芹好感十足。“我也不取悦他们，”刘芹说，“也不看低人家，无论从投资还是其它方面能帮就帮。”在被投者看来，刘所积累的行业经验比钱更有用。

可能还是要说到运气。认识雷军，刘芹有了“眼界”和投资项目；为 Morningside 工作，他获得了自己服膺的价值观。陈氏家族所做的巨额捐赠已渐渐为人知晓，晨兴集团董事局主席陈乐宗先生接受《创业家》专访时说，“一定 要把钱用到对人类有贡献的地方”。陈先生认为 刘芹等同事与家族在价值观上高度一致。在刘芹看来，投资与慈善是一回事：都是“用来帮 助这个社会，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的”。有了这个信念，他所说的“发自内心地尊重创业者”、与创业者成为朋友就不再是空谈。

刘芹说，他经常提醒创业者，对自己要有“不偏不倚的认知”：你应该搞明白，哪些是你的能力，哪些是机遇，不要妄自尊大，也不要妄自菲薄。

他也经常对自己这么说。

刘芹：我在晨兴15 年

从武钢到晨兴

进入晨兴，看似偶然，实际来自刘芹对自己人 生的清晰规划。

我1989年从武汉考到北京科技大学，工业 自动化专业，1993 年毕业。我上学比较早，20岁就大学毕业了。

武汉有一个特别大的国企叫武汉钢铁公司，北京科大更名以前叫“钢院”，是一个系统。我父亲也是武钢的，所以我就分配到武钢去了。

那时候在北京上大学，我受到两方面的影 响和激发。自动化专业要学工科的东西，还要 学理科的东西，还要学计算机，学电子电路，还要学系统控制理论，挺庞杂的，非常跨界。我那时候小，也不懂什么职业发展，但是觉得自动化专业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数学物理方法的思维框架：做自动控制，要对所有的客观事件提炼数学模型，它必须得是“可观测”的， 才谈得上控制。这种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，对以后你做任何事情都有很大帮助。

另一方面，北京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活跃的地方，对一个像我 16 岁就出门到北京来、什么都不懂的人来讲，北京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野。那个时候是我开始被慢慢启蒙的阶段，我对好多事情有好奇心。

那时候同学中有出国的，我还是年龄小， 对于出国没形成那么明确的诉求。到武钢开始 参加工作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我们不做生产，但是要进入工厂里面去做生产线的自控系统。那种厂房都是几公里长的，自动化程度相对比较高。

这段经历让你明白什么是真实的社会，但是年轻人在那种体系里面，很容易产生焦虑感。 焦虑感可能是来自于没有变化，或者说对自己 二十年之后变成什么样都一眼能看到底。再加上在北京念过书，同学有考研的，有出国的，都有更大的想法，那个时候还开始流行去深圳，去南方。我就在考虑自己的人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。

我觉得我应该出国，然后开始准备托福跟GRE。在准备的过程中，我回北京买新东方的教材，听说还有一个 GMAT，才知道还有一个“商学院”，才知道有个“中欧”。本来那时候没想去中欧，挺想通过正规的考试出国。

我去中欧念书是 1998 年，24 岁。

选择商学院，我觉得就像我之后选择做投资，我是在逐步认识自己。每一次做选择，我发现我都有极强的好奇心去了解一些未知的东西。商学院是很跨界的，非常强调综合性的能力，跟我以前学的自动化专业有一点像。我自己慢慢意识到，我可能在个性上面对跨界的、不知 道的事有非常强烈的兴趣。

反正那时候比较年轻，就跟现在创业一样， 没什么损失，失败了再来。

商学院给我打开了另外一片视野。所有的 商学院基本上是不讲课，全是你自己学，上课 就是老师跟学生互相讨论和沟通，激发你自己提问题的能力。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太适应。

那时候有很多实践，除了实习，还有一个 专门模块，是帮公司做实际的顾问服务。绝大 部分同学都愿意去跨国公司，我们小组五个同学选了一个大家不太愿意选择的项目。当时有个投资机构叫ASIMCO，是九十年代第一批到 中国的基金，当时大概是 4 亿多美金，挺大的。 他们投了中国很多汽车零部件行业，工厂全在 三四线的县级城市，有的都没听说过。

他们投的公司需要第三方的机构做一次诊 断。跟我们一对一聊的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五十 多岁，很资深的人，但是我们发现，这是个跟政府合资的企业，有非常大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。而且我们也考察了他们产品所在的细分市场，发现市场战略也有问题，它导致了产品战略问题，产品战略问题又带来供应链不合理的问题。

我们小组的学习氛围很浓厚，其中有一个 同学是我现在的搭档，石建明。我们选择这个 项目而不是跨国公司，事后看，我觉得多少反映出来一点我们的价值观：我们喜欢看到、解决一些实际的、有效的问题。

我们写了一个非常全面、详细的报告。因为这份报告，ASIMCO 给了我一份工作的offer。